新京报：人工智能时代会对现有法律体系产生哪些新挑战？

　　刘庆峰：我觉得人工智能立法的挑战有两方面，一是目前在原来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人工智能方面的法律法规，人工智能是新物种，它所带来的积极帮助或者潜在风险都是人类没有碰到过的，而法律体系的讨论调研到最终制定存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。

　　二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，法律体系如何做到与时俱进，尽快满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社会健康进步的需要，确实存在很大的挑战，这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全新的，其次是人工智能的变化非常快。

　　新京报：对于人工智能立法，你有哪些建议？

　　刘庆峰：人工智能的立法核心一定要以人为本，这是我们立法的根本。我认为，人工智能立法首先要保障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一定是要在风险可控范围内来使用，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领域，它的应用门槛和标准是什么；在医疗领域，人工智能要达到一定的准确度，而且最好通过一定的资质认证。

　　第二是人工智能应该兼顾未来社会人文的需要，倡导人机耦合的模式，简单说人工智能是帮助人的，而不是替代关系。在人机耦合上，我们要考虑到以人为本，未来人和机器是如何协作的。例如在医疗上我们叫人工智能系统为辅助诊疗系统医生助手，在法律上叫人工智能为刑事案件辅助审判系统。

　　第三是人工智能立法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陌生的，对技术也不是特别了解，所以人工智能在立法的同时需要有检测手段，在检测人工智能安全性上必须要有测试标准和方法，这样才能使立法落到实处。

　　新京报：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应用跟很多的领域相结合，立法时是否应该更具针对性？

　　刘庆峰：人工智能立法应该要有针对性，就像制药一样，任何的药物生产出来都要有临床过程，通过技术分析证明它具备药效，通过临床验证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推广。我觉得人工智能也是这样，立法时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，试点通过验证才可以去大规模落地。

　　人工智能应用必须要遵循这个逻辑，而不是说大干快上，最终导致行业泡沫过多，也容易在应用过程中带来不必要的伤害，从而影响人工智能健康发展。

　　像习总书记说的，人工智能具有非常强的头雁效应，未来社会将从互联网+进化到人工智能+时代，各行各业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深刻改变现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。对于行业里的头部企业，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和关心。

　　新京报：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的同时，如何保护用户隐私？

　　刘庆峰：首先是法律要同步跟上，其次是企业要有更强的保护意识，现在已经有很多服务涉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因此相关行业的领军企业要做到表率作用，不仅仅是向用户进行告知，还包括价值观层面的指引。


　　第三，目前很多数据都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企业拿走，从技术层面看，我们应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予用户更多的选择权，例如讯飞的翻译机，考虑到机密信息可能泄露，公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做了离线翻译的版本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位置，应该如何保持先发优势？

　　刘庆峰：中国要保持目前的优势，就要以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，在兼顾保护和共享数据之间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成长。欧洲就是把数据管得过严，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。我认为，数据的适度管理尺度以及典型应用场景的快速突破，能够形成数据和应用场景的良性互动，最终实现人工智能上的领先优势。

　　中国要持续保持人工智能发展，应对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，未来还需要更大的突破，例如要在源头技术创新上加油，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方面的落地，在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中要做更多的前瞻性、基础性的布局，才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